余懋學（1539—1598），字行之，號中宇，徽州婺源人。隆慶二年進士，授撫州推官。萬歷初，為南京戶科給事中；累遷南京戶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理漕儲。卒后被追贈工部尚書，謚號恭穆。余懋學為官時正直廉潔，尤在節(jié)減浮費，裁省開支等方面多有建樹；他勤勉好學，多有著述，有《春秋蠢測》、《讀史隨筆》、《疏草》、《說頤》等傳世。

    余懋學在《說頤》一書中提出了治茶的“九難三等”之說，竟然將“茶有九難” 提到治國之道的高度；這是他對于“茶”的一種全新認識和理解，也是他對于茶“道”的深刻認識和高度概括。唐人蘇廩在《十六湯品》中曾有“茶有九難”之說；“一曰造，二曰別，三曰器，四曰火，五曰水，六曰炙，七曰末，八曰煮，九曰飲”；說白了就是制造、識別、器具、火力、水質、炙烤、搗碎、烤煮、品飲等九個方面的困難；這些是純粹的飲茶之道。然而，余懋學卻將純粹的飲茶之道上升到了飲茶與治國之道。

    余懋學說：“茶有九難：陰采夜焙，非造也；嚼味嗅香，非別也；膏薪庖炭，非火也；飛湍壅潦，非水也；外熟內生，非炙也；碧粉漂塵，非末也；操艱攪逐，非煮也；夏興冬廢，非飲也；膩鼎腥甌，非器也”。余懋學還說：“《覺林僧志》崇收茶三等：待客以驚雷莢，自奉以萱草帶，供佛以紫茸香。謂最上以供佛，而最下以自奉也。治茶之道，與治國通。知‘九難’之說，則知所以任賢矣；知‘三等’之說，則知所以器使矣?！备叛灾?，余懋學所說的茶有“九難”分別是：陰天采，夜間焙，則是制造不當；憑口嚼辨味，鼻聞辨香，則是鑒別不當；用沾染了膻氣的鍋與腥氣的盆，則是器具不當；用有油煙的柴和烤過肉的炭，則是燃料不當；用流動很急或停滯不流的水，則是用水不當；烤得外熟內生，則是炙烤不當；搗得大細，成了綠色的粉末，則是搗碎不當；操作不熟練，攪動太急，則是燒煮不當；夏天才喝，而冬天不喝，則是飲用不當。而“驚雷莢”、“萱草帶”和“紫茸香”這三等茶，分別是中等、下等和上等。“蓋最上以供佛，而最下以自奉也；寺院執(zhí)照佛教的規(guī)制和習慣，卻是一直流傳至今。

    余懋學認為，治茶之道與治國之道是相通的，則在于“任賢”與“器使”；“任賢”者如茶之“九難”，“器使”者如茶之“三等”。余懋學將“茶有九難三等”提到了治國之道的高度并給予詮釋和闡述，可謂是得茶之“道”……。飲茶與治國究竟有什么內在聯(lián)系？歷史上最懂茶道的徽宗皇帝，治國無方，被稱為“昏德公”；同樣是喝茶品茶賞茶愛茶嗜茶的乾隆皇帝，卻是深知茶道主中和之理且“治國如沏茶”；這些都是令人深省的。